我与包相全老师的缘分全赖“文化大革命”所赐。
1969年，响应党中央防修反修组建战备医疗队号召，一批大连市的医护人员千里挥师北上，来到昭乌达盟敖汉旗四家子，作为医疗队的一名＂家属＂包相全老师和许多医疗队家属一样，来到了这个偏僻小镇。
包相全1927年出生在大连旅顺，兄妹七人排行老大，父母含辛茹苦供他读书得以从事教学，后与在部队医院工作的王凤荣结为伉俪，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几次迁徙。
（今天的四家子街区 张国锋 摄影）
第一次在1953年，妻子从部队医院转移到大连，他随从调动到大连，到一所市立中学工作；16年后妻子所在单位被派往辽宁省昭乌达盟敖汉旗组建医疗队，他第二次跟随迁移，到当时的四家子中学任教；1979年落实回城政策，妻子调回大连市中心医院，他第三次随迁，到大连市教育局做后勤工作。三次迁移，人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1972年，在“教育回潮＂荫庇下，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中考，当时说是高中其实是“九年一惯制”，我们读完了“七年一惯制”初中，再竞考到高中读2年。教育资源有限，竞争很激烈，录取率仅在百分之十五，我有幸抜得头筹被光荣录取，高高兴兴过一个春节，只等3月1日开学。
2月20日，我这个未正式入校的学生突然接到通知，和其他7名同学一起到旗里参加排球训练班培训。此前我们当地学校没开展过排球体育项目，我也没摸过排球，可能由于个子高一点，又会打篮球，就这样被直接＂录取”了。集训后回到四家子高中，已经开学2周了。记得包相全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交谈，包老师自我介绍他是班主任，教授语文课，告诉我决定让我当班长，协助他管理班级，为同学们做好服务。我虽然在小学、初中时做学生干部，但对这次“任命＂还是感到有些突然。我仔细端相着包老师，一幅慈祥和谐的面容，修理得利落的头发，身着笔挺的中山装，显示出他的有条不紊和威严大方，微笑着娓娓而谈，并没有所谓的师道尊严。他同时还告诉我一个信息：你的老对（大连话即同桌）崔军同学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但他学习有时精力不集中，安排你俩在一起，希望你们互帮互助。第一次与包老师见面，领受了两项任务。
（今天的四家子镇区 张国锋 摄影）
给包老师这个班级当班长很不容易，后来我才体会到，他是典型的甩手掌柜的，除了上语文课见到他的身影外，其余事项一概不闻不问，大到学校开展的大型活动，小到同学之间摩擦纠纷，一律让我这个班长兼团支书负责。记得当时号召学马列著作，攻读巜哥达纲领批判》丶《国家与革命》，学校还要跟踪各班学习状况。我向包老师汇报，请他辅导和支持，他却说，这些原著我也刚刚开始学，你们这些高中生应该能自我学习消化了，你可以先学一步，给大家作作辅导发言，引发大家思路……我的天呀，我领受了一个政治辅导老师担当的任务。无奈到书店买了原著和释义读本，挑灯夜战攻读，尔后给全班同学串讲，总算是应付了学校交办的差事。
还有一次敖汉旗举办高中生篮球赛，学校体育组组队训练，我当时的水平理所当然地作为骨干参加了训练，可到临开拔时体育老师告诉我：你这次去不成了，我问为啥？体育老师说你们班主任让你留下。听了这话我立刻奔到办公室，问包老师为什么把我留下。包老师说现在班里许多事要做，你这个班长离不开。我一听急了，厉声说：我不当这个班长行了吧？包老师微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耍起小孩子脾气了？赌气不当就不当了？现在学校组织批林批孔，教育改革安排学工学农，那么多大事需要去做，怎么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呢。你还要求进步，怎么这样不成熟。包老师话声音不高，但句句敲击着我的心扉。逐渐冷静后我表示服从班主任安排。
是的，入学一年后，我萌生了想入党的愿望，郑重地向学校党组织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包老师时他非常高兴，学校收到后责成他做我的培养人，从那时起，我与包老师又多出一份超越师生关系的情愫。
在当地党委的部署下，学校组织若干小分队分赴各村队宣讲马列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小生产的理论，每到一地要追返三角债、拔私根（即抜掉社员房前屋后种植的作物），各个小分队都有老师带队，唯有我们小分队由我带队。动员部署后，包老师对我说：知道为什么这样安排吗？这是对你的锻炼和考验。学校在研究方案时强调，我们要的不是五分加绵羊的学生，要的是敢反潮流的小老虎。包老师的一番话让我感受到了这次社会活动的份量，也预见到这次任务很难圆满完成。果然不出所料，我们所到之处，看到农民家中口粮不够吃，急等房前屋后接济，没钱还三角债，猪羊被赶走弄得孩子哭大人叫，难以对小生产“下狠手＂。回来汇报时，我们这个分队讲的都是宣讲多少场次，听众多少人次等，而没有所谓干货，公社党委书记亲临现场，听了汇报后对校领导说：这样的非党积极分子你们学校得好好培养吧。一句话定了我的政治乾坤。
（当年四家子村西的河即老虎山河支流四家子河已经修建成蓄水景观工程，将四家子城区一分为二，左侧是新建的政府机关办公区。 张国锋 摄影）
当时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波涛汹涌，班长和团支书应该勇立潮头，但是我这个非党积极分子始终不入流，只能做些拾遗补缺的事情。学校组织学小靳庄赛诗会，我组织几个文学骨干搜集整理大家的诗篇，精心刻画成油印小册子，在同学们中间传阅欣赏；学校号召“我为教育革命献计策”，我组织大家讨论精心撰写建议书，以大字报的形式上墙供大家观看。但这些举动都没入当时校党组织的法眼，直到高中毕业，我仍然是一个多次写入党申请书、多次进入非党积极分子名单的老团员。包老师每每与我谈到这个话题都无奈地摇头微笑，直到1979年我在部队正式加入党组织给他写信时，他这个老党员才真诚地对我表示祝贺。
包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可能是心脏不好的原因，抑或是性格使然，他在讲台上从来不象有些老师那样慷慨激昂、激情四射，而总是以他特有的细腻和平和绘声绘色的朗读，谆谆善诱地讲解，听他的课有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感觉；他的板书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仿宋体，黑板平面上从来都是布局严谨、层次清晰，让人一目了然，抓住要点；看他的备课教案和作文批改，也总是字迹工整干净，如行云流水般而绝无杂草丛生。包老师对于我们当时写的批判文章和小评论之类的很少评判，他总是说这类文体需要语言犀利、逻辑合理，你们年轻人的闯劲别让我束缚了。而每当我把整理好的诗歌送包老师审阅时，他总是谦虚说：对诗歌我也是外行，有些地方还得向同学们学习。然后他开始逐字逐段的审看，并不时地斧正一些字和词语。我高中毕业后一直留着他批改过的作文，很愿意欣赏他那镌刻般手书和亲切得体的评语。
光阴荏苒，寒来暑往。1975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了，同窗二年半，学友们难舍难分，师生之间更是依依惜别。在我组织的毕业班会上，包老师满怀激情地发表了讲话，让我记忆最深的几句是：虽然现在你们学业告一段落了，但我相信以后你们还有深造的机会，无论干什么都不要把学业荒废了。经过两年多历练，我想你们不论到哪个岗位都会发热发光！我期待着同学们在社会实践中传来捷！
离开学校，又有几次与包老师相逢，让我不断读懂了这位温文尔雅恩师的内心世界。1975年冬季的一天，我头戴狗皮帽子，脚蹬大头鞋走在四家子街上，迎面碰上了包老师，虽然裏着围巾我也认出了他，于是跑上前去问候，包老师看到我这身装束问我干什么呢？我说“大会战”，包老师又以他平和的口吻对我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学校和教育组推荐你代课任教，被公社领导挡住了，说是正在磨炼你做农村基层干部，別让学校扯腿了。你不要恢心，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听了包老师的话如同寒冬送来一把火，立刻暖流涌遍全身。
1981年盛夏，我第一次有机会到大连出差，挤时间到大连市教育局去看包老师，时隔六年相逢甚欢！包老师对我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给予了褒奖，同时也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原来毕业前研究组织发展时，他曾为我力争，理由是德智体全面，但有领导认为，公社书记都说缺乏反潮流斗争精神，报上去也批不了，还是回农村锻炼去吧。就这样最后一轮入党我又被搁浅了。包老师转而微笑着说：塞翁失马呀，如果当时你成了一个反潮流的典型，那就走向张铁生、柴春泽那样的路了。这次会面，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班主任老师、我的入党培养人的良苦用心。
最后一次见包老师是1989年春节前夕，我和爱人一起到大连过节，打听到包老师住处，我携爱人带上礼品前去拜访，这时包老师已经退休赋闲，但举止还是稳重大方、温文尔雅，他对我说你和大连姑娘成了家，还是与大连有缘呀！问候包老师近况，他讲自己身体不好，老伴更需要精心照料，说着露出满目愁怅的神态，见此我们只能讲点安慰祝福的话语。包老师摇摇头说，健康已不属于我们了，属于你们年轻人了。正说话间，包老师二女儿包黎林从屋内走出来，打个招呼又去伺候母亲了。包黎林曾经是我们初中同班、高中同级的学友，毕业后也在四家子插队下乡，1979年随家回到大连。
从包老师家走出来，我一直默默思考：联想到人的一辈子或为政治环境所左右，或为家庭状况所牵连，或受身体、经济条件所制约，总有些十之八九不如意，往往在跌宕起伏、风雨飘摇之后，才能真正辨识走过的路。
由于身体原因，包老师和师母未能享受暮年之福，早早就过世了。我现在还时常忆起包老师那和蔼亲切的面容，怀念他宽以待人、襟怀坦白、主张正气的高贵品格。
作者：赵子新，曾任北京、上海消防总队总队长，少将，现退休定居上海 。
于2022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