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家民，1957年从大连医学院（现大连医科大学）三年制的检验班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大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工作。在检验岗位上工作了整整40年，一直到1999年退休。当年意气风发，怀揣远大志向、立志做一名优秀医务工作者的理想青年，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了。
回首自己这一辈子，值得高兴的事有很多，但是选择从事救死扶伤的医生职业，选择了医院的检验专业，这是我值得骄傲和荣耀一辈子的事儿。
岁月带走的是时间，却带不走我的记忆，带不走我对医院的深厚情感。曾经走过的坎坷路和酸甜苦辣的经历，总是难以忘记。昭乌达盟就是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凝聚起来的精神和力量，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70年代，昭乌达盟战备医院的医务人员自己动手建设医院）
山雨欲来风满楼
刚毕业来到医院，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工作主动性积极性非常高涨，每天除了完成正常工作之外，还积极参加医院举办的各项活动。那时候，学习“毛选”（毛泽东选集）是大家每天雷打不动必做的事情之一。因为年轻记忆力好，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学习主动，工作积极，我因此还当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同时到医院工作的还有同学王宝成和苏世久，苏世久因喜爱中医专业后来拜师中医张志浩改了专业，做了中医科大夫。
那时，医院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时常有舞会、球类活动等，年轻人利用下班时间跳交谊舞，交朋友，生活非常快乐，我记得那时工会还在人民文化俱乐部举办青年联谊会呢，年轻人在紧张工作之余，放松心情，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好多年轻朋友通过业余活动，结成好朋友，有的成为夫妻了，大家对医院、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风华正茂的我，收获了爱情。
经付尚荣大夫介绍，我认识了年轻的姑娘于秋兰。于秋兰家庭出身好，工作积极上进，人品正直，正是我追求的条件和对象。
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渐渐兴起，因为我家里有海外关系而成为受触动的人，她没有纠结我蹲过牛棚，没有在意我家庭的海外关系，更看重我的人品和为人。
经过两年的恋爱和了解，1968年我们结婚了。
婚后一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不久，随着国际形势的动荡，我们国家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为此，我们以往的生活被打破，我和诸多医院的同事们，在自己人生路上开启了一段为期10年的特殊里程。
昭乌达盟写春秋
1968年，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国家需要组建战备医院，按照市政府战备医院组建工作精神，大连市中心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大连医学院附属一院，确定为三支战备医院预备医院，最终确定为三院到内蒙古宁城，代号110医疗队；医学院一院到内蒙古初头朗，代号111医疗队；我院到内蒙古昭乌达盟，代号112医疗队。三支医疗队于1969年正式成立。昭乌达盟已于1969年7月5日划归辽宁省。
昭乌达盟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原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蒙冀辽三省区交汇处，东南与哲里木盟和辽宁省朝阳市毗邻，西南与河北承德接壤，西和北部与锡林郭勒盟相连。这里的气候是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多雨。
我们医疗队的地点最后确定为昭乌达盟的敖汉旗，我院也随之确定了以邵本忠为队长、万太义为教导员、贾凤奎为副教导员的领导班子。临床医疗有内科的张树春、外科刘玉杰刘一刀、骨科孙志溪、内科陈香玲、妇科郭冥阶、安一心、中医科何宏邦、耳鼻喉科贾廷淼、影像科骆实业、眼科袁进海、麻醉战一佩等。当时化验室需要4人，已经确定了3人，是梁福友、李润珍、熊福香，还少一人，有人提到了于秋兰，因为我俩的夫妻关系，我就随着于秋兰不去步云山，改去昭乌达盟了。
孙志溪是我建议的，因为院里临时改变对刘业俭的安排，所以骨科缺少医生，孙志溪就这样确定了，还意外地增加了陈香玲，因为他俩是两口子。
（昭乌达盟战备医院部分职工合影）
去往昭乌达盟101人的名单很快确定了。那时没有一个人向组织上提出困难和要求，也没有一个人向组织上提出不能去，大家都在最短的时间里快速准备着。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他们肩膀，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他们的思想，承载了更多的时代重担。他们不愧为一代国人的脊梁和中心医院的支柱力量。
1969年12月21日，我和于秋兰抱着1岁的儿子，带着亲人的嘱托和关心，从大连火车站南站出发了。
12月的大连，天气寒冷，父亲和母亲轮流抱着儿子，久久舍不得放下。在火车站，我还意外遇到了医学院的胡乃镇、三院的杨茂坤同学，他们是去送学生奔赴战备医疗队第一线的。
火车先是到了朝阳，在朝阳换乘解放牌大卡车，行李和人一起上车，卡车沿着盘山路跑了100多里地，一路颠簸着，到了昭乌达盟的敖汉旗四家子公社时，已经是夜晚了。
（当年的盘山路，如今已经开通隧道，修了直通朝阳、沈阳连接沈大高速的赤朝高速路，高架铁路。高架桥下的河道一侧是新修的老虎山旅游路经过原“112”医疗队医院原址。慕向华 张国锋 摄影）
到了敖汉旗四家子公社，我们和行李一起先到了四家子小学校操场，然后与老乡一家一户对接，再到老乡家去。老乡先于我们到的，他们赶着马车早已等候在那里。
我们结对的老乡叫赵连香，到了他家里一看，小趴趴房，一进门，是两个炉灶，左右两间房，一家一间。窗户纸是刚糊的，纸是湿乎乎的还没干；炕是冰冰凉的，也是刚用泥土抹上的。怎么办？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带的包装行李的纸盒拆了下来铺上，多少解决了一点问题。
距离家乡大连近千公里外的昭乌达盟，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自己动手建医院
家，算是暂时安顿好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造医院和家属宿舍，这也是建设战备医院必须的工程。当时医院财务科科长是刘博文，孙生有是财务科科员，他具体负责采购基建材料，他经常坐着医院司机陈忠秀开的车，外出采购和拉水泥沙子。拉建材的车子一回来，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儿，一起跳到车上卸车。那个时候，都争着抢着卸，一会儿就卸完了,一点儿都不觉得累。
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孙生有外出采购及能力的锻炼，也可能为日后兴办新型房地产开发公司打下良好的基础，成就了一代企业家的辉煌。
在医院的建筑工地上，我和孙志溪搭档，用锤子打石头。记得一次，万太义书记扶阡子，我俩负责打锤，由于没干过这样的活，“噗”的一声，锤子没打到钎子，却打到万书记腰上。
当时只见万书记一下倒在了地上，可把我俩吓坏了。万幸的是，一会儿的功夫书记渐渐缓了过来，可能是我们业务不熟练，没能使出大力气，所以万书记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让人感动的是，万书记一点没有责备我们，还鼓励我们继续打锤。为了这件事，我和孙志溪难过、自责了好多天。
那时我们还脱土坯，自己制造泥砖，为医院建筑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当时我们大部分人在建筑工地劳动，还有一小部分人到学校、牧民家出诊。何宏邦主任就经常到盟里为盟长才吉尔乎看中医治胃病。何老还找过我一起研究煤矿粉尘对肺的影响，在那个时代，何老仍然心系国学中医，不忘科研治学，体现了医者大家的风范，当时何老还研究了白术散的中药制剂。
何宏邦主任一生从事中医的研究和探索，找他看病的人，先是十里八乡，后来全国各地的患者络绎不绝。他一生救人无数，深得患者信赖。当时他的患者很多，每天都是凌晨3点多钟开始挂号。
何宏邦主任一生严谨从医之外，还无私地向学生传授医技。如今我们医院的王凡院长、刘玉姿主任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还有他的女儿何丰华已子承父业，后继有人啦。
将近1年的时间，医院终于建成啦，这是全体医务劳动者的杰作。医院前门楼体呈工字型，有门诊、住院部、科研室、教学室等，内科外科妇儿科门类齐全。当时确定的临床大夫，也都按专业进入到了各自的岗位上。
1970年12月，医院正式对外开诊。门诊开诊后，周围地区的老百姓赶着马车来看病，每天络绎不绝，患者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大城市里大医院过来的，他们相信这里的医生都是高水平的。
（70年代，医院医疗队在贫困山区村屯为乡民开展巡回医疗）
盖好了医院，也盖好了家属宿舍，职工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生活也稳定下来了。大家每天来到自己亲手建造的医院上班，心情也随之好起来。
我们亲手建设的这座战备医院是为战争而准备的，因为没有打仗，自然没有战场下来的伤员。我们每天上班就为当地的老百姓看病，大家乐得其所，四面八方的患者也越来越多。
为了生活，在业余时间里，我们在家里养鸡、养猪、养兔子，在自己家的空地上种菜，以此节约资金补贴生活之需。那个年代，全国老百姓的生活都是比较艰难，物资紧缺都是凭票供应，我们地处偏僻山区的医院职工更是过着艰苦的日子。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想方设法提高大家的生活福利。逢年过节，医院会开着汽车到敖汉旗政府所在地新惠，到毗邻的辽宁省朝阳市内，去采购一些副食分给大家，竭尽能力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彼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谁家有事，谁家做点好吃的，谁家添娃了等大事小情，职工们各家之间肯定都会相聚在一起嘘寒问暖，相依相偎，相互帮助，相互支撑。有快乐的事大家一起分享，有困难的事大家一起解决，团结的就像一家人。
业余生活也逐渐活跃起来。在工作之余，医院组建了排球队、乒乓球队，我和王兰瑞、张树春等一起练球，孙志溪打的不好也一起打，大家很快乐。我和梁福友乒乓球打得好，我俩代表医院到赤峰参加盟里比赛，还获得了冠军呢。
在那个偏僻的山区，最让大家高兴的，就是看电影。一开始是公社来给我们放电影看，后来我们医院自己有了电影机，自己可以放电影了。我们医院是于兆水、王克明当放映员给我们放电影看。
那时候放的多是文革前拍摄的老电影，再就是样板戏拍成的电影，有的电影反复看了不少遍了。
说到看电影，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儿，当时是文革时期，国内电影制片厂新拍摄的影片很少，有一些外国的进口片很受大家欢迎，进口电影的国家有阿尔巴尼亚，有罗马尼亚，有朝鲜等。当时有一部朝鲜宽银幕彩色电影叫《卖花姑娘》，在我国放映后在观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记得当时我们是坐着陈忠秀开的大卡车，到很远的敖汉旗去看这部朝鲜电影。在那个文化生活非常枯燥的年代，少有的彩色宽银幕电影和生动的故事，看得大家眼泪哗哗地流。有意思的是，看完了一遍不解渴，我们不少人还跟着片子到下一个村子再看上几遍。
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长大了，他们与当地游牧民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劳动，一起成长。
我们居住的家属区离学校很远，孩子上学需要走过一个小山包才能到达。夏天还好说，冬天孩子们上学，除了背着书包外，还要背一个粪篮子，每个孩子要在上下学的路上捡牛粪，因为学校在冬季需要烧这些牛粪给教室取暖。伴着昭乌达盟春风和冬雪，我的儿子在昭盟长到了10岁。医院很多孩子也都是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一点点长大。看到这些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心里又是高兴还有一些酸楚，高兴的是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健康地长大了，得到了锻炼；酸楚的是，这里的教育质量和生活环境毕竟不能和大连的水平相比，孩子们毕竟跟着我们吃了太多的苦，我们这一代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牺牲和奉献了很多啊。
踌躇满志回老家
1979年7月1日，昭乌达盟由辽宁省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国家对我们战备医院进行了战略调整。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的第二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年的12月，我们昭乌达盟医疗队和步云山、复县杨家医疗队一起，回到了大连，回到了医院，医院也最终合三为一，成为大连市第一人民医院。
大家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又成为一个大家庭，我们心里都很高兴，终于回来啦，终于回到了老家，我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回到医院后，我又回到检验工作岗位，每天总是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982年，我代表医院参加了援助也门的医疗队。在也门的日子里，我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忠诚、对医院的深厚感情努力工作着。1984年即将回来的时候，经党组织的讨论，终于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从1968年追求进步，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1984年的20年间，经历了家有海外关系被排斥，经历了定为白专分子被专政劳动，经历了蹲牛棚，经历了昭盟艰苦岁月的锻炼，期间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相反，这些经历让我的信仰更加坚定。
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责任激励着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自觉的践行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为人民健康、为医学检验事业做出自己更大贡献。
（80年代，医院引进全市首台生化全自动分析仪。右为王家民）
1985年的一天，丹东医院检验科刘主任打来电话，兴冲冲的告诉我，他看见我和梁福友主任上中央电视台了。
是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放了我们在化验室手拿试管的镜头。这是我和梁福友主持进行的“肝功能标准检测比浊管”的临床应用研究项目，这项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检验方法提高了检验数据，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实验室的数据，为临床消化道疾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1989年，梁福友主任退休，我接过了化验室主任的接力棒。这时我已过不惑之年，工作留给我的时间只有10年。10年间，我先后进行了几十项科研项目，化验室成为大连市检验中心。
1999年12月，我满60岁，正式办理了退休。
我是中心医院的人，对中心医院怀有深厚的情感，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老同志一样，个人的工作经历，生活的艰难坎坷，取得的成绩荣誉，都是医院70年走过的历程缩影，院兴我兴，院荣我荣。我常常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情感在支撑着我们的医院，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心人团结、拼搏、进取、忠诚、奉献、创新的不断积累积淀，这种强大精神力量，必将支撑着年青一代，继续书写中心医院的明天和辉煌。
作者简介：王家民，男，1939年出生，中共党员,主任技师,1957年参加工作，1999年退休，退休前任大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主任。